多因子驱动中印投资,具体路线或将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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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5-14 22:02

多因子驱动中印投资,具体路线或将三步走 ——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究之三

2018-05-14 19:48来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进出口/服务业/改革

原标题:多因子驱动中印投资,具体路线或将三步走 ——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究之三

注:本文为平安证券宏观固收团队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究的第三篇,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平安观点

此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三篇。在首篇对中国、印度、东盟整体情况的综述铺垫下,此篇专题主要介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背景,并深入分析了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驱动因子,列出了中国投资印度的产业顺位及相关挑战。最后我们还对东盟与印度承接中国产业的路线进行了对比总结。

一、殖民统治造就“二元分化”,自由化政策促经济增长

1.1殖民统治影响深远,民主与传统矛盾中共存

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在历史上多数时候分布着松散的邦,历史上频繁被外族入侵造就了印度分布着印度斯坦族、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等100多个民族,且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并无统一的宗教信仰(例如:印度斯坦族虽大多信仰印度教,但仍有部分人信奉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或耆那教等)。因此,多元化成为印度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开始统治印度,并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与印度政府进行管理,甚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加冕为印度帝国皇帝。1947年8月,由于二战后实力大幅下降,同时印度本土的独立声音渐起,英国便放弃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领土范围已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英帝国离开后,印度虽与巴基斯坦分拆,但仍占有“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殖民统治者虽然遗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印度,但各民族在历史上的隔阂以及宗教间的矛盾却从未消弥。

殖民统治除了给印度带来了统一的福利之外,还在这片土地上播撒了西方民主观念的种子,这也导致印度建国后实行议会民主制,并没有针对其特殊的文化设置相应配套制度。虽然印度式民主形式上比较完善,从选举制度到政党制度均阳光透明;但民主的另一面却充斥着低效与腐败。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使得偏好及利益冲突成为常态,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又保证了几乎所有的群体声音都能够公开,政策颁布往往费时良久;长期外族侵略的历史和种姓制度的存在使得底层人民几乎没有反抗精神,民主仿佛成了“空壳子”,腐败横行已成为对印度式民主的“最佳”注脚。

在印度,民主与传统既相安无事,又矛盾重重。民族与宗教、种姓类似,成为了分割印度社会的标志,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时有发生的宗教冲突事件和频繁发生的强奸暴力等极端事件则不断将看似抽象的矛盾具象为微观事件。具有多元文化的印度社会“二元分化”的特征愈加明显。

考虑到印度受殖民统治等历史因素影响深远,民主与传统的矛盾将长期共存,这造就了印度特殊的社会生态,也是研究印度问题的一把钥匙。

1.2自由化刺激经济,莫迪新政迎考验

1.2.1、建国初期僵化的经济体制制约经济发展

1947年印度独立后实行以经济计划为主要形式的半管制混合经济体制,重视公有经济,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对外经贸领域采取封闭的保护主义。在僵化封闭的体制下,印度经济增长缓慢。1961-1979年间,印度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4%,落后于同是摆脱殖民或半殖民地背景而建国的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

1.2.2、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之路并不顺畅

1980年代中期,拉吉夫·甘地开始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尝试,不仅大幅放宽了民企管制,还取消了大量贸易许可证,并尝试推行国企改革。另外,拉吉夫·甘地在教育与产业等领域均大力扶持IT产业,这也为后来印度发达的IT产业奠定了基础。在拉吉夫·甘地的改革尝试下,1980年代印度经济增速对仍落后于部分邻国,但整体增速有所抬升,差距也显著缩小。

但由于印度贸易逆差扩张且储蓄率长期低于投资率,积累资金并不足以支撑各项投资,印度政府只能采取对外负债的方式扩大投资,导致了80年代中后期的外债规模扩张与储备总额缩水。外债压力的增加制约了印度进一步改革的空间,直至拉吉夫·甘地下台,印度改革也未见起色,改革之路难言顺畅。

1.2.3、20世纪90年代确立自由化改革之路

90年代初印度由于贸易常年逆差与庞大外债规模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拉奥上任后的一系列举措稳定了局势,并采取更加彻底的自由化改革,包括对内的自由市场化改革与对外的扩大开放政策。在改革红利的驱动下,印度经济增速明显加档,在1990年代至莫迪上台前维持了年均超过6.5%的经济增速,超越了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等东盟国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中国。进出口贸易与服务贸易占GDP比重持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规模也显著增长。但是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由于国内工业化水平不高,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限,印度贸易逆差逐年递增;另外,国内投资对外部融资的依赖造成了印度外债规模显著扩大。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与自由开放虽然拉动了印度90年代至今的经济增长,但其内在固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其导致的制度缺陷给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进一步升级带来了较大阻碍。印度90年代自由化改革虽然集中于市场化与开放贸易及外资投资,但并未完成土地改革、税制改革等更深层次的动作。印度未来的进一步改革仍有相当空间。

1.2.4、2014年莫迪上台后执行新政,仍面临诸多考验

2014年5月,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议会下院多数席位,人民党领袖莫迪就任印度总理。莫迪曾在古吉拉特邦成功创造出特有的改革模式(即“古吉拉特模式”),外界在其上任之初就将其视为“改革派”,部分外媒甚至将其喻为“印度邓小平”。

莫迪上任后就展现了“改革派”的作风,“莫迪新政”结合印度廉价劳动力丰富、基础设施简陋、IT业发达、法律制度落后等情况,提出“印度制造”、“智慧城市”等全新概念,并全力践行“印度制造”战略,同时全方位推进此前从未取得明显突破的土地、劳工、税收等领域的制度变革。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印度制造”战略。该战略于2014年8月15日莫迪在“印度独立日”首次提出,并于9月25日由莫迪在新德里正式启动。“印度制造”战略通过印度国内广阔的市场吸引FDI,利用国内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较大规模的IT与医药领域人才,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目标产业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建筑、采矿、石油开采、纺织服装、生物技术、医药制造、医疗保健、电子、港口及航运、可再生能源、航空、国防工业、电力、机械、食品加工、IT、皮革制品、传媒、航空航天、铁路、高速公路、旅游、火力发电、体育健身等25个行业。上述产业除IT、医药制造等印度优势产业外,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基建、公用事业相关的产业。

莫迪还在2015年提出了“智慧城市”战略,具体计划为在全国建设100座智慧城市,并要求在在大多数邦至少有2座智慧城市分布。政府将为该计划提供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网络连接、电子政务等服务,同时鼓励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即“PPP”)融资,并支持金融公司和IT企业参与该计划。智慧城市涉及的行业主要有电子政务、公民服务、垃圾处理、水处理、能源管理、智能交通、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

作为“印度制造”战略的辅助,莫迪在制度上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在关键的征地领域,莫迪于2015年提出了征地修正案,针对基建和重大项目取消了2013年法案关于征地需获得绝大多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家庭同意的条款,可以直接按市价征地。这避免了征地过程中低效的谈判与博弈。虽然该法案遭遇了国大党以“侵占耕地”为由的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但莫迪政府通过放权给邦政府,分而立法,新征地法案的制定和落实得以绕过议会。在劳工领域,印度现存包含《1947年劳资纠纷法》、《1948年工厂法》及《1970年劳动合同法》等在内的庞大劳工保护体系,对女性就业以及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招工、裁员均作了较多限制,不仅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也使得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在扩大规模上保持极度的谨慎。莫迪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学徒条例》、《劳动法》及《工厂法》修订法案,放宽了上述诸多不合理限制,企业主将获得更多自主权。前二者已获议会上下两院(联邦院、人民院)批准,但《工厂法》修正案未能获联邦院通过,不少劳动者也进行了游行抗议,莫迪决定在人民党控制的部分邦政府先行试行,之后再推广至全国。在税收领域,莫迪政府于2014年7月推行统一商品及服务税(即“GST”)改革并获议会两院通过,对遗留多年的复杂税制进行了简化,降低了原先较高的税负,中央对税收的控制权也得以提升。

在“莫迪新政”实施的三四年间,印度经济增速维持稳定,且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与国际收支也呈现显著好转,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收窄,外债规模也开始回落,甚至前几年的高通胀也回落至正常区间。但工业增加值占比持续回落,工业生产指数同比的震荡中枢也未见抬升,甚至出口规模在近年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还有所下行,这些均显示“莫迪新政”着力打造的“印度制造”战略目前仍难以看到成效,各项改革仍需深入。如何在“印度制造”战略实施过程中克服历史遗留的特殊社会生态和现存落后制度的重重阻力,如何走出一条符合印度自身特点的改革之路仍将是未来几年莫迪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

二、资源丰富但人均水平低,服务业发展远超制造业

2.1多种资源禀赋丰富,难耐人多利用率低

2.1.1、地理位置与地形条件优越,自然资源数量丰品种多

印度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条件。其地处南亚次大陆中心,南部沿海是沟通西亚与大洋洲、东亚与非洲的海上交通要道,同时拥有长达7600公里的海岸线和200万平方公里规模的海洋经济区。印度还拥有全球第七大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且平原占比近40%,山地高原海拔也较低,地形整体平缓,便于交通与耕作。

印度拥有全球仅次于美国的耕地规模,达153.5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面积的51.6%;盛产稻谷、小麦、玉米、薯类、豆类、棉花、花生、芝麻、甘蔗、烟叶、茶等多种农产品,其中黄麻产出量居全球首位。印度森林面积达7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23.7%;林木蓄积总量达27亿立方米,居世界前列。印度矿产资源丰富,拥有近百种矿藏。云母产量居世界第一、铁矿资源居世界第五的印度拥有世界上最高品位铝土矿,可采储量居世界前列;铀、钍储量丰富,可供核能发展;煤炭储量丰富,位居全球第三。印度油气资源相对较少,原油可开采储量为57亿桶,煤层气储量有2803亿立方米,页岩油技术可采储量为5.2亿吨,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为2.7万亿立方米。丰富多样的资源禀赋为印度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1.2、人口众多结构年轻,人均资源占有量低

印度人口基数庞大,2016年年中统计的人口规模达13.24亿,仅次于中国。距联合国预测,2022年左右印度人口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给印度带来了劳动力优势,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则保证了印度在未来几十年“人口红利”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成为了庞大人口的一大弊端,这也直接导致资源品种丰富储量可观的印度难以称得上是资源大国,也难以像俄罗斯、巴西等国可以依赖出口资源来发展经济。另外,受自身制造业效率低下的影响,印度资源利用率并不高。

由于受种姓制度等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印度初等教育现状堪忧。若参照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为初等教育水平,截至2015年,印度在初等教育上远远落后于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劳动力素质相对低下,这也将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

2.2印度服务业产值占比高,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

自1980年代印度尝试改革以来,其实际GDP增速在大多数年份超过全球经济整体增速,印度GDP占全球比重已从1%左右上升为2.98%,基于购买力平价的GDP占比则从不足2.5%的水平增长到2016年的7.2%,人均GDP增长接近6.5倍。按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的印度已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

从产业结构上看,印度目前的三产体量占比与1980年代初时相比发生了显著改变。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农业产值占比显著下滑,目前已低于1980年的一半;但制造业产值占比经过窄幅的波动后略微下行,2016年的28.85%较1980年的29%甚至还低了0.15个百分点;服务业产值占比则显著上行,2016年已达到53.8%的水平。从支出结构看,消费一直以来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方,投资的贡献在2007-2008年达到顶端后有所回落,净出口在多数时候贡献率为负,近年来伴随着逆差规模的持续收窄,净出口对经济的负贡献也有所缩小。

整体而言,印度服务业发展较快,但制造业由于历史遗留、制度僵化等因素发展缓慢。所以印度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这也导致印度经常项目的常年逆差。另外,征地制度的教条、相互割裂的邦族与民主的泛滥也影响了基础设施等投资项目的落地。

三、 中印双边关系存波折,经贸合作曲折中前进

中印建国时点相近,双边关系却存在波折。50年代初期中印睦邻友好,但1959-1961年的西藏叛乱导致中印关系转冷,直到80年代中后期双边关系才有所好转。之后中印关系还经历了1998年印度核试与2017年洞朗对峙等波折,目前中印关系随着中印首脑武汉会晤而开始转好。随着双边关系的变幻,中印经合作在曲折中前进。

3.1地缘问题致中印之间存波折,武汉会晤后双边关系开始好转

中印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建国时点相近,但建国后双边关系却存在波折。波折主要源起英殖民者侵犯西藏遗留下的中印边界问题与西藏问题。最近两国元首在武汉的会晤宣示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好转。

20世纪50年代前半段中印关系相对友好,中国对印度小动作保持克制忍让。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尽管当时历史遗留的中印国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中方愿维持实际控制线现状的表态是中印友好关系建立的基础。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互访,共同倡导了著名的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也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同年,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尽管中印关系在50年代初相对友好,但这是基于中国在西藏问题与边界问题上相对克制忍让的态度下达成的结果,印度并没有完全遵守与中国的约定,而是不断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在边界区域扩大实际控制范围。这也为50年代末的中印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

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印关系显性恶化,并于1962年爆发武装冲突。1958年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逐渐强势,甚至想迫使中方承认印度自己规划的边界,中印关系已转冷,只是尚未显性化。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动武装叛乱,一周后,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中印关系显性恶化。1962年10月,中印在边界爆发武装冲突,战事持续至11月下旬,以中国获胜并主动停战后撤收尾。60年代两国虽未断交,但是双方互关总领事馆并撤回大使,各领域交往基本停滞,中印双边关系进入长期僵冷期。

1976年中印互派大使,两国关系虽有转机但仍未正常化。1976年,两国重新互派大使,1977年恢复直接贸易和人员互访,双边关系出现转机。但是,印度领导人坚持将解决边界问题与中印关系正常化绑定的“平行政策”,中印关系依然步履蹒跚。

1988年底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并与邓小平达成了中印关系“向前看”共识,改变了印度以往的“平行政策”,不再将边界问题与中印关系正常化绑定,此次访问使得中印关系取得突破,基本实现正常化。

20世纪90年代中印关系发展加快。1991年李鹏总理访印、1992年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访华、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华、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印,高层互访频率提速。其中1993年双方达成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 1996年双方达成了构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并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尽管1998年印度核试及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使得双边关系遭受重大挫折,但1999年双方外长的会面又将中印关系拉回正常轨道。

新世纪中印关系迎来全面发展。2000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使得1998年后因印度核试验而中断的高层访问得以恢复。之后双方领导人频频互访,不仅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这一推动中印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还将中印关系升级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中印签署了《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及十几项合作文件,推动双边关系在经贸、防务、人文等领域的全面发展。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与2015年莫迪总理访华时开展的“家乡外交”将中印关系又推进了一大步。期间,中国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分别建立产业园。古吉拉特邦电力产业园区的特变电工项目现已正式投产,马哈拉特拉邦汽车产业园计划也在扩大投资规模。中国企业对莫迪总理“印度制造”战略反应积极,万达、华夏幸福、三一等多家企业陆续赴印度考察设立产业园,园区合作已逐步成为中印合作的亮点。另外,2009年以来,以金砖峰会为代表的多边平台也成为了中印合作的重要舞台。

2017年洞朗对峙使得中印关系再次遇冷。洞朗对峙期间,外交对话与军事演习穿插其间,地缘局势迅速升温。最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前,印方主动退出,对峙宣告结束。中印洞朗对峙导致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印双边关系再次转冷。

2018年4月27-28日莫迪访华建立互信。印度总理莫迪在4月底与习近平主席在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双方通过非正式会晤的方式加强了彼此的战略互信,双边关系有望告别洞朗对峙后的寒潮重新迎来发展。

3.2中印经贸合作风雨兼程,双边贸易额增长显著

尽管中印双边关系由于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西藏问题而时遇波折,但中印经贸合作并未因此而风雨飘摇。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经贸合作的需求促使了双边贸易额在受到中印关系波折的干扰下也能够在中长期有显著增长。

中印贸易额从20世纪90年代的11.6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844.99亿美元,涨幅超过72.5倍,年均涨幅接近24%;其中除了2009年与2012年等少数几年外,其余年份双边贸易总额均为正增长。中国已多年位列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按2017年数据,中印贸易总额也仅次于中国与欧盟、美国、东盟、日本及巴西等五个经济体的贸易额,且印度进口中国商品相对于其向中国出口商品而言增长更快。来自中国的产品占印度总进口的比重与其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均持续上行,而中国从印度进口的产品占印度总出口的比重及其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在2010年后常年回落,直到2017年才有所反弹,所以中印双边贸易差额在近年持续走高。我们认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显著强于印度产品是导致中印顺差扩张的重要因素。

细分到行业层面看,中国向印度出口较多产品的领域是机电设备、化工、金属制品、纺织品与塑料橡胶;而印度向中国出口较多产品的行业为矿产品、金属制品、珠宝首饰、化工、纺织品等。中印双方在金属制品、化工、纺织品等领域进出口规模均较大,说明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相对紧密。

3.3中国对印度投资较快增长,规模偏小未来空间可期

在中印双边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也有所前进。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尽管2016年中国对印度投资流量同比减少86.8%,但投资存量仍可达到31亿美元,为2003年的3077倍。与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对比,中国对印度投资流量的同比波动更剧烈,且中枢较高;印度承接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0.23%,2014年曾达到0.39%的高位。虽然中国对印度投资规模不大,且波动较剧烈,但年均增速仍超过125%。

中国对印度的投资规模虽在近年快速扩张,但投资规模整体仍偏小,与双方的经济体量及经贸合作水平并不相称。2016年,中国对印度投资流量仅占中国对外直投总流量的0.05%,按存量计,中国对印度投资规模也仅占中国对外投资总规模的0.23%;自2000年4月至2016年底,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仅占印度吸引外资规模的0.5%;考虑到中国与印度两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及中印之间较大的贸易规模,中国对印度的投资规模显著偏小,未来增长空间可期。

目前,中国在印度成规模的投资项目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机械、电信、家电、电力设备、汽车等领域。其中三一重工、柳工机械、华为、中兴通讯、海尔、日立电器、特变电工、比亚迪等集团对印度的投资项目规模较大。另外,2016年华为、隧道股份、中国水电等企业还承建了印度的大型工程项目;中国近年还在印度开建了两个产业园区——特变电工集团开展的古吉拉特邦电力产业园与北汽福田牵头开展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汽车产业园,万达、华夏幸福及中微小等集团均有意向在印度投资建设产业园区。

四、 市场潜力地理优势凸显,产业前景助推中企投资

尽管2016年来印度接受中方的投资流量下滑明显且存量有限,但考虑到双边关系在武汉“习莫会”后有好转迹象,加上印度的经济规模、增长前景、市场潜力及优越的地理条件,印度承接中国产业投资的前景可期。

4.1印度市场规模与潜力吸引中国产业进入

印度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而且近三年经济增速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具有可观的经济规模及增速。同时,印度还具有全球第二的人口数量,与中国的人数差距逐年递减,且年轻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4年印度人口规模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另外,近年来印度的人均GDP增速也很可观。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人口规模看,印度的市场规模及潜力均可对中国产业形成强大的吸引力。结合中印庞大的双边贸易规模以及目前中国对印投资额较低的现状,印度市场将持续构成对中国企业的吸引。

4.2印度地理条件优越,成承接产业理想地点

吸引中国产业资本投资的除了印度的市场规模与潜力外,优越的地理条件也使得印度成为承接中国产业的理想地点。

中国经历多年的经济发展后积累了较多资本,2015年中国也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产业资本对外投资除了要关注当地市场之外,还要将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作为重要考量标准。印度地处南亚中心,且与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接壤,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隔海相望,另外,中东与东非距离印度较近,东南亚的缅甸、泰国、印尼也与印度有海上交通的便利性。可以说在印度投资建厂可基本覆盖整个南亚市场,还能辐射到中东、东非及部分东南亚地区。另外,印度较平缓的地势与东、西、南部漫长的海岸线将给在印企业对外贸易提供交通便利。

考虑到目前中国企业布局全球的动力逐年递增,而地理位置对中国与中东、东非、南亚及东南亚西部等地区的经贸合作有一定的限制,投资印度以获得对上述区域市场的辐射或提升中国企业向印度投资的动力。

4.3印度劳动力成本较低,部分领域存投资良机

印度人口稠密,劳动力供给充足,与中国相比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产业工人平均薪酬超过印度的5倍,大学生起薪中国是印度的接近5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中国产业投资印度的一大因子。

印度制造业发展相对落后,莫迪“印度制造”计划的落地需要依赖基础设施的建设。尽管印度基建规模较大,但公路、铁路交通管理相对混乱,设备也亟待更新;电力、通信服务仍有一定提升空间。中国在基建积累的优势可以有所发挥。考虑到印度目前公路运营效率低下主要受习俗影响,且短期难以改变,加上公路对征地的需求较高,印度征地周期长且具有较高不确定性,所以路桥投资目前尚不适合中国企业。铁路尚未对外资完全开放,故投资需等待取消或放宽外资限制的政策出台。目前值得投资的细分领域主要集中在电力与通信行业。

印度的能源供应以火电为主,占比可达68.3%,可再生能源占比为29.9%,而核电仅占1.8%的比重。印度的电力供应主要以火电为主,这与中国相似。再结合印度的资源禀赋、较为平缓的地形条件和低廉的上网电价,中短期中国企业参与印度的发电领域的空间并不大。但输变电领域却是中国企业可以参与的。上网电价低、电网输送损耗大是印度电力行业的弱点,中国企业的输变电技术正好可以帮助印度提升电网输送效率。印度目前存在较大的供电缺口,尤其是南部与东北部的电力缺口分别达到22.2%与12.9%,极大限制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加上供电不稳定,外资投资印度一般都自备发电设备。考虑到印度市场的庞大规模与投资印度的外资存量与未来的增量,中国的输变电企业在印度有着很大的投资发展空间。

印度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电信网络,电话普及率超过80%,移动用户总数近10亿,占电话用户比重接近98%,基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印度通信产业发展迅速。不仅给通信设备公司提供了发展良机,伴随该市场而兴起的4G及移动互联网服务也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考虑到印度庞大的通信市场及与中国类似的城乡市场二元分化特点,中国的通信设备企业及移动互联网公司在印度投资发展的机会不可小觑。

基建领域除了输变电、通信设备及互联网外,路桥、铁路、发电等领域的工程承包也将是中国企业可以争取的机会。由此派生出的机械与建材领域也将诞生较多的投资良机。

除了基建领域之外,部分制造业也存在不错的投资机遇。制造业的机会主要集中在汽车与家电制造领域,这得益于印度庞大的市场规模与分化的需求结构。考虑到汽车与家电的上游产业繁多,玻璃、钢铁、有色金属压延制造、机械设备、橡胶制品等行业也会诞生适合中企投资的机会。另外,印度的生物医药领域也有较大的投资价值,鉴于其拥有比较先进的生物医药技术,该领域的投资合作或将帮助中国企业获得一定的研发能力进而取得技术进步。

服务业的投资机会则主要分布于金融与IT领域。金融领域的机会主要体现在对印度产业的投资上,作为体量庞大、增长显著的经济体,印度可供基金投资的机会可能并不亚于90年代的中国。另外,考虑到印度庞大的人口及广大的制造业发展空间,保险业务在印度也将有较好的投资机会。IT领域的投资则主要受益于印度自身丰富的软件人才,通信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给中企投资印度IT产业带来了吸引力。

五、 中印投资合作或将“三步走”,广阔前景下仍需克服挑战

我们对中国投资印度的顺序划分为基建工程-一般制造-服务业&高端制造的 “三步走”。虽然中国投资印度的前景广阔,但在投资合作的过程中仍需克服部分挑战,一些不确定因素也会对投资合作造成干扰。

5.1印度承接中国产业或将经历“三步走”

由于中国近年来劳动力与土地等价格上涨抬升了企业成本,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走向海外的需求。尽管印度劳动力成本较低,但考虑到印度营商环境仍需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仍偏向选择东盟国家而非印度。

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将从基础设施建设与工程承包等领域入手,一方面是上述项目大多处于印度政府亟待发展的领域,且与印度政府合作具有较高的可信赖程度,还能利用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基建与工程项目较一般制造业而言对营商环境(包括交通、劳工制度等)的要求偏低,在印度目前的环境下可操作性更强。

印度政府正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加大努力,从基建与制度上完善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可以期待未来印度的经营环境将出现显著改善。届时印度市场的吸引力将充分显现,中国制造业将增大对印度的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将受到廉价劳动力的吸引而搬迁印度。

在印度基建设施与征地、劳工、税收等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中国对印度的一般制造业投资将迅速跟上,医药、通信、IT等产业投资也会有所跟进,服务业的投资将迎来井喷。服务业不仅会受到印度营商环境改善后庞大市场的吸引,还将给予对印投资的中国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以配套的服务。

综合来看,印度市场虽然庞大且具有长期持续的增长前景,但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与历史、宗教、民族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的征地、劳工、税收等制度的混乱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印度营商环境不佳,给大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进入与适应带来了较大的困难。鉴于“印度制造”与“数字印度”战略的实施,印度政府正在加快节奏改善营商环境。通过对各产业对营商环境的要求差异及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国产业在印度经营环境改善的过程中将按照基建工程-一般制造-服务业&高端制造的顺序逐步增加对印度的投资。具体来说,首批入驻印度的将主要是路桥、铁路、发电等领域的工程承包及输变电、通信、互联网、工程机械、普通建材等产业投资项目,目前上述大多领域已有少数中国企业涉足。待印度的供电、交通、通信等基建条件好转及相关制度有所完善之后,第二批进入印度的将是包含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的一般制造业,主要是钢铁、有色、家电、化工、轻工、纺服、汽车、机械设备、电子等产业,目前汽车、家电等领域已有一两家中国企业投资。在印度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国的服务业与部分发展较为成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陆续进入印度,通过投资来分享其高速发展的红利,我们认为服务业投资的重点将集中于金融、房地产、商贸零售等领域,技术密集型产业会以生物医药、IT、高端制造业为主。

5.2印度承接中国产业仍面临挑战与不确定性

在印度承接中国产业的广阔前景之下,中国产业进入印度仍面临着潜在的改革不达预期与地缘政治等风险的挑战。

5.2.1、社会生态特殊而坚固,印度改革或不达预期。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印度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30位,尽管印度当局正在努力改善这一点,但短期进展缓慢。印度不良的营商环境主要是指较差的基础设施及征地、税收、劳工等制度过于复杂混乱,也包含当地习俗带来的交通拥堵与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

印度的征地困难已广为人知,在绝对的民主与土地私有制度下,并未经历“圈地运动”的印度农民所有的地块往往狭小而错乱,一个征地项目需要若干所有者共同投票表决,80%的通过率与繁琐的流程是制约征地便捷性的桎梏。

税收制度在2017年7月开始实施的GST(商品和服务税)改革后虽有所简化,但仍称得上复杂冗繁,中央与邦政府在利益上的博弈导致印度的GST执行被划分为中央GST、邦GST、中央直辖区GST与综合GST的“双轨制”GST,且税率档次过多、税收申报复杂不仅导致了偷税漏税的频繁,还增加了税收的不公平性,增值税中性遭到严重破坏。

印度的劳工制度主要由《劳资纠纷法案》、《工厂法》、《雇佣法》等二十多项法律及各邦的地方法规共同组成。冗杂的法律导致印度的劳工制度异常复杂,在招工、裁员等事项上企业往往要进行复杂的申报流程,甚至裁员还需要向政府报批。加上印度民族与宗教的多样化及部分习俗会带来旷工等影响企业效率的行为,印度复杂的劳工制度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运作效率。

基建落后主要与征地困难有较大的关联性,交通效率与工作效率的低下则与当地的民俗有关。印度的宗教习俗决定了人对牛有着无比崇拜,牛不仅可以在马路上自由行走,车辆还需遇牛让行;牛还可以随意吃市场上的食品,牛车在印度几乎随处可见,印度的交通效率受到了显著影响。多样化的宗教习俗还要求印度人在特定的时点参加集会或者行礼拜,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要求各异,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另外,不定期的罢工也会明显影响工作及交通效率。

尽管印度当局在莫迪上台之后已开展各项改革,但考虑到上述问题多是漫长的历史与宗教发展造就的特殊社会生态的产物,根深蒂固。改革短期获得明显进展的难度较大,所以不能排除印度改革可能会不达预期的风险。

5.2.2、中印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产生干扰,贸易保护与地缘政治或造不良影响

尽管“习莫会”后中印关系出现转好迹象,但历史遗留的两国边界问题仍悬而未决,西藏问题也可能会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潜在风险点。在当前中美博弈升级、地缘危机频发的背景下,两国关系有可能会受到边界问题与西藏问题的干扰。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潜在风险。若两国关系受到干扰,中国对印度的产业投资将遭受较大冲击。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受到挑战的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考虑到中印间规模较大的贸易顺差及印度出于地缘利益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有着较明显的反感,若印度对中国的部分产业实行贸易制裁,也将显著影响中国对印度的投资进展及双边的经贸合作。另外,印度曾经受到多种文明影响,文化多源的同时民族林立且宗教派系夹杂其间,导致印度一直难以完全摆脱民粹主义与极端事件的侵扰。这些也将对中印经贸合作带来潜在风险。

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大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平衡及制约中国力量的重要棋子。在西方平衡地缘局势的鼓动下,印度能否跳出地缘政治的局限思维以更为宏远的视角对待中印关系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若地缘政治局势升温导致中印关系遭受破坏,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也将受到显著影响。

在当前逆全球化有所显露、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抬头、地缘政治局势有所升温的环境下,由于中印之间尚有历史遗留问题的矛盾,中印关系的稳定性受到干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产业布局印度或面临相关风险。

六、 系列总结:交叉对应投资东盟,印度适合分步排序

考虑到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系列报告间隔周期较长,故特在此添加一段总结回顾,以对比中国投资东盟与印度的驱动因子异同与各自承接中国产业的方式。

6.1东盟印度市场规模庞大且前景可期,梯度特征与统一规划为各自优势

东盟与印度同作为全球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其经济体量相当,且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东盟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对外合作的双引擎驱动,而印度的快速发展则受益于经济自由化改革释放的红利。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东盟是由十个发展阶段不一资源禀赋各异的成员国组成,梯度差异明显是东盟的显著特征;而印度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疆域与优越的地理条件是其主要标志。

东盟各国及印度均毗邻中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也属于中国产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就目前投资规模看,中国投资印度的存量远低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甚至不及2016年单年中国投资新加坡一国的流量,这跟东盟的梯度优势及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关,也受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开启较早的影响。

东盟作为由十个成员国构成的经济共同体,与印度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加上两者拥有迥异的资源禀赋、产业架构、地缘优势,东盟与印度吸引中国产业投资的驱动因子也有所不同。东盟吸引中国产业投资的驱动因子主要有以下四点:①庞大的市场规模与广大的发展潜力;②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③发展的梯度优势及资源、产业分布的不均衡形成的投资多样化机遇;④与大多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的较低关税税率。而印度吸引中国投资的因素主要是:①庞大的市场规模与广大的发展潜力;②可覆盖南亚、中东、东非等多个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③廉价的劳动力成本;④统一的产业规划及长期具有确定性的产业前景。

综合而言,东盟与印度同样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与广大的发展潜力,且两者劳动力价格对中国的产业投资均构成吸引力。但印度的征地困难使得中国企业在印度拿地的周期更长,且具相当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印度在土地获得成本上难以与东盟比肩。印度吸引中国投资的独特优势一是在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可以覆盖南亚、中东、东非及东南亚西部;二是其具有统一的产业规划,部分领域的投资前景具有确定性。而东盟的独特性在于其具有的梯度优势,资源、产业分布的不均衡给中国产业“走出去”创造了多样化的机遇;另外,东盟具有欧美日澳等发达经济体及东盟、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关税优势,将促使以出口和对外投资为主的中国产业加大布局力度。

6.2两者承接中国产业方式相异,东盟交叉对应印度分步排序

根据上节6.1所述,东盟及印度在组成结构、增长驱动、主要标志、对华经贸合作现状、营商环境、资源禀赋、产业架构、地缘优势及吸引中国产业投资的驱动因子上均有显著不同,决定了两者承接中国产业的路径与方式存在差异性。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产业对东盟的投资是交叉对应式的,需要综合分析各国发展现状及前景、地缘优势、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成本水平、相关制度等多方面因素来选择投资目标国。而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将是分步排序式的,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基建工程-一般制造-服务业&高端制造“三步走”,具体产业何时进行投资主要取决于印度自身营商环境的优化进度。

总结而言,东盟与印度吸引中国投资的驱动因素的差别与发展现状的不同决定了两者承接中国产业路线的相异性。就东盟而言,其成员国明显的梯度优势使得中国大多数行业均能在某国或某几国找到相应的投资机会,是交叉对应式的。而印度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中国的投资将是分步排序式的。

另外,东盟与印度的投资对中国企业来说均存在不确定性的挑战,但两者的不确定性有所区别。

东盟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点:①东盟一体化目前较欧盟尚显不足,各国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仍相对独立,给中国产业进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政体上的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保护本土产业而设置的壁垒也会是潜在的政策风险。②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倾向加强、民粹主义与恐怖主义有蔓延趋势的背景下,东盟的稳定性与行动一致性存在受到挑战的可能性,中国产业或面临此类风险。另外,南海争端近期虽有所缓和,但仍可能是激发东盟部分国家民粹主义的潜在风险点。

印度的潜在风险则是:①漫长的历史与宗教发展造就的特殊社会生态根深蒂固,改革短期获得明显进展的难度较大,不能排除印度改革不达预期的可能性,这将影响进入产业的营商环境。②中印之间尚有历史遗留问题存在,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仍可能受到干扰,投资印度的中国产业或面临相关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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